今天是7月4日，独立日，美国建国250周年。250周年，英文有个专门的词，叫semiquincentennial，有点饶舌，很多美国人也念不利索。建国250年了，这个国家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美国各家媒体，左中右，都有自己的说法。看过几家大报以后，感觉还是一家老牌英国杂志说的比较中肯。说它老牌，是因为它已经有183年历史，见证了美国从一个世界边缘的弱小国家，发展成世界超级大国的历程。
这里说的是《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周刊。在政治、经济领域，这是世界各国政要和专业人士的必读刊物。它有强烈的古典自由主义色彩，不受美国任何党派影响，美国的左派嫌它右，右派嫌它左。这些年，看英文媒体，如果左派说太右了，右派说太左了，说明这个媒体比较正常。《经济学人》就属于这样的刊物。它从英国看美国，很多东西，比美国人自己看得清楚。
这周的《经济学人》刊出一篇封面文章，标题开门见山”America is anxious, and awesomely powerful”——”焦虑的美国，却强大得惊人”。它还有个副标题：”Restlessness is what prevents the republic from sinking into stagnation”—— “恰恰是躁动不安，防止了这个共和国陷入停滞”。
一方面是焦虑、躁动不安，另一方面是能避开停滞，强大到惊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焦虑、躁动不安，难道还成了好事？
《经济学人》说，要解开这个谜，绕不开一本书，就是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经济学人》的记者重走了托克维尔1831年在美国走的路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成六集播客，讲述美国民主的现状。
1831年5月，一艘从法国来的邮船开进纽约港。船上下来一个25岁的年轻人，名叫托克维尔。他是法国贵族，这次来美国，不是私人旅行，而是为了公务。他受法国政府委托，来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历史书上都是这么说的。但事实并不像历史书上说的那么简单。
来美国考察监狱制度，这是公文上写的高大上说法。但他来美国的真实动机，上不了公文。托克维尔，跟今天很多中国年轻人一样，对爹妈不满，对国家也不满。他为什么对爹妈不满意呢？因为他交了个出身平民的英国女朋友，两人志同道合。托克维尔是贵族世家，他爹妈看不上那个英国女孩，不同意两人交往。托克维尔跟他爹妈说不到一块，这让他很郁闷。
托克维尔来美国前一年，法国刚闹完七月革命，政局像翻烧饼一样。他出身贵族，但政治上热爱自由。这种家庭出身和政治立场，在当时的法国，两头不是人。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个道理。他申请了个跨洋出差，一走就是九个多月。用今天的话说，他来美国考察监狱只是个幌子，润到美国来看一看，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他这一来，就写出了历史上关于美国民主最好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读他这本书的时候，不能忘了感谢他的英国女友，也不能忘了感谢他一心要棒打鸳鸯的爹妈。当然，感谢跟感谢不一样。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听众问：托克维尔和他的女友后来怎么样了？有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托克维尔这种性格的人，你猜也能猜到后来他跟女友怎么样了。两人结婚了。爹妈反对是爹妈的事，相爱结婚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他女友又不是嫁给他爹妈，他也不是娶他爹妈。这就是托克维尔。
今天，我们读《美国的民主》这本书，里面大段大段地写美国人的婚姻家庭，充满了欣赏和羡慕。了解了当时他的恋爱和婚姻经历，就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写了。托克维尔身体不好，53岁就去世了。他去世后，是他太太跟生前一位朋友，把很多遗稿整理出来，得以出版。
托克维尔在纽约港上岸后，看到的纽约，跟巴黎相比，连三线城市都赶不上。当时，纽约只有20万人口，街道破破烂烂，居民家里养的猪，满街乱跑。巴黎人口是纽约的四倍，繁华程度更把纽约远远甩在后面。但托克维尔看到的不是纽约如何落后，而是这个国家的未来。这就是眼光。这就是见识。
当时，美国有24个州，托克维尔走访了17个，花了九个月时间，记了14本笔记。回到法国以后，他写出两卷本巨著《美国的民主》。这本书成了传世经典。美国有位史学家，名叫Walter Isaacson（沃尔特·艾萨克森），说《美国的民主》是所有关于美国的书当中，被引用最多的一本，但也是通读最少的一本。就这一点来说，只有另外一本书能跟它相比。那本书就是《圣经》——人人都会引用几句，但没多少人真的从头到尾通读过。
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见闻中，我们可以觉察到，美国人一方面比较乐观，另一方面就比较焦虑。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传统。我们读《联邦党人文集》，也能感觉到这种焦虑，生怕一不小心就把民主搞砸了。不只是普通美国人焦虑，知识分子焦虑，美国总统也焦虑。
1814年，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下一段让人灰心丧气的话：”Remember, democracy never lasts long. It soon wastes, exhausts, and murders itself. There never was a democracy yet that did not commit suicide.” ——”要记住，民主一向长久不了。它很快就会内耗殆尽，自相残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民主政体不是自我毁灭的。”
大家听着是不是耳熟？这不是就是中文世界流行的”民主要完”、”美国要完”么？原来这些说法不是中文世界的发明，早在212年前，美国的国父、第二任总统，自己就说过了。亚当斯说这话的时候，离美国建国才38年，离美国宪法生效才25年。美国民主还在摇篮中。往后这212年，这种”民主要完”“美国要完”的焦虑，每一代美国人都经历过，直到今天，还在经历。
去年，皮尤做了个民调，结果显示，有45%的美国人说，宁愿活在过去，只有14%的美国人说，希望生活在未来。皮尤的另一项调查还显示，高达74%的美国人，不指望年轻一代过得比父母好。
但是，美国人这种负面感觉，跟现实之间却存在着很大距离。现实是什么样呢？经济稳健增长，失业率保持在4%出头的较低水平，税后收入不平等比十年前降低了，人均预期寿命经历了几次下降之后，也回到了历史最高点；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太空技术，到军事科技、娱乐演艺，美国企业样样领先，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一方面，数据显示，现在的美国比历史上的美国要好。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现实的体感却很糟糕，很多美国人感觉，美国在走下坡路，甚至美国要完。数据和体感对不上。《经济学人》说，这是当代美国的一个谜。
其实，这个谜一点都不新鲜。在历史上，它曾经反复出现。
这个频道的老听众可能记得，去年年初，川普第二任就职那天，我做过一期节目，叫”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里面讲到一个人，Gunnar Myrdal（冈纳·缪达尔）。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个瑞典人。1938年，美国卡耐基公司——这里插一句，卡耐基公司名字里带个”公司”，其实是家慈善基金会，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今天——卡耐基公司出重金，把缪达尔从瑞典请到美国，研究种族问题。
为什么一家美国公司，专门请个外国人来研究种族问题呢？因为卡耐基公司认为，这个棘手的题目，让美国人自己研究，写出来，左右两边谁都不服。让一个来自中立国家，不涉及自身利害的学者研究，结果会更客观一些，也会更有说服力。
缪达尔带着团队在美国跑了几年，写出一本巨著《An American Dilemma》(《美国难题》)，1944年出版，成了跟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齐名的经典。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有多大呢？二战结束前后，这本书的浓缩版本流传很广，学校、政府机构，连军队里都发放阅读。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判决书第11号脚注，直接引用了这本书。
这本书长达1500页，语言也不容易读。如果有听众感兴趣，可以读一下它的序言。缪达尔在序言中，给读者打了一针预防针。他说，社会研究这个行当，干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洗脏床单的活，读者要准备好看到这个国家的脏水。社会研究领域有个常识，就是一个国家，研究得越透彻，看起来问题就越多。他警告说，谁要是从他这本书里得出”美国要完”这种宽泛结论，那是误用了他的研究。
缪达尔是在1944年写下这个警告。把他的警告放到今天，一个字不用改，一点都没过时。当今的社交媒体，就是一座巨大的洗衣房，一天24小时不停运转，不但洗脏床单，而且脏衣服，脏鞋袜、脏内裤。台上台下，各个角落的丑闻丑事，时时刻刻被推送到手机屏幕上。大大小小的媒体、自媒体，新闻标题语不惊人死不休。
《经济学人》的记者重走了托克维尔当年走过的路线。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只看政治新闻了解美国，就会很悲观，因为全是坏消息；通过手机看美国，等于是在哈哈镜中看美国，看到的是扭曲的现实。
记者把车停下来，跟当地人聊天，发现真实的美国人，跟手机上的美国人判若两种人。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支持川普的、反对川普的，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在社交媒体上针锋相对，相互攻击，势不两立。一旦把手机放到一边，面对面坐到一张桌子上，记者发现现实中的美国人，共识远远大于分歧。
这跟195年前托克维尔看到的美国，如出一辙。托克维尔对美国人的一大印象，就是爱争吵，经常为一些在法国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事，争来争去。一旦涉及公共事务，美国人就特别较真。他初到美国，看到这种现象，觉得有点不可理喻。这可能跟当时法国老百姓的政治冷漠，形成鲜明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