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决定论---一个当代认知迷障

制度顶多给社会提供一个骨架，人群是社会的血肉，低劣精神世界的人群被阴差阳错硬糊到优良制度的骨架上，也维持不了多久。

前些时候，一位朋友说：“想起雷宾南先生把‘宪法惯例’翻译为‘宪德’，最初很难理解，后来才想通，雷宾南先生太知道中国人缺啥了；遗憾的是，就是到今天，德性也是中国学界太多人无从理解的俩字。”那位朋友的思考相当有价值，跟一些从概念到概念、分不清理论假设和实体存在的学者不一样，他更注重现实和人性。这些年，中文世界流行制度决定论。制度固然重要，但任何制度的良性运作都离不开人。雷宾南先生的“宪德”是画龙点睛的译法。从历史上看，宪政成功的国家大致都经历了制度和德性的“偶合”——制度创新、公民德性和政治从业人员的德性，还有历史机缘，缺一不可。“偶合”不成的地方，宪政就失败了，而且往往不只失败一次，而且是反复失败。雷宾南前辈生于晚清，就学于英美，事业经历了民国和红朝，译有《英宪精英》、《法学史》等。他把“宪法惯例”译为“宪德”，在中国语境中有很强的针对性——那里不缺宪法，但缺少忠诚于宪法的人，或者用他的语言讲，缺的是有宪德的人。

雷宾南先生的眼界与智慧放到当今美国也具有现实意义。川普之乱后，美国各界都在反思是什么让美国经受住了推翻民主选举的动荡。去年夏天，《纽约客》的播客有个访谈：是制度还是体制内官员防止了川普对美国造成颠覆性破坏？《The Divider》的作者采访过不少川普时期的体制内官员。她在访谈中讲，那些以为制度拯救了美国的人是在“自我安慰”，川普四年表明“Institutions are only as good as the individuals who serving them”。美国知识界和政界一直有这种认知：制度是否能良性运转取决于效力于制度的人。这是美国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成分，就是着眼于现实世界本来的样子，不脱离现实和常识异想天开或夸夸其谈。雷宾南前辈对于德性在制度运作中的重要性早有深入的认知。可惜，当今很多以为自己在学习美国的中文人士反而退步，误以为美国的成功全在制度。

制度顶多给社会提供一个骨架，人群是社会的血肉，低劣精神世界的人群被阴差阳错硬糊到优良制度的骨架上，也维持不了多久。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民主制度，但转型反复难产，国民精神世界总体不堪，在霸凌邻国中获得自豪感，不久又以劣质独裁告终。这不是普京一人之力，而是俄国全民之功。制度奈何不了。中国同理。上个世纪能出现雷宾南前辈那样有智慧的学者，是中国之幸，可惜凤毛麟角，淹没在乌合之众的汪洋大海中，终归又是大不幸。

哈维尔是位洞察力和行动力都相当惊人的智者和行动者。他曾经指出，二十世纪有一种过度强调制度作用的倾向。制度重要，但制度的产生、移植、强加或解体都需要历史机缘。问题是，没有成功的人群是在历史机缘发生后才开始在德性上做自我提高和自我矯正的努力。即便在一种不堪的制度下面，个人总会有或大或小的空间，至少学习些自由人的德性和基本的为人处世规范，逐渐清除自己身上体现出来的粗鄙习俗和惰性认知。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段的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遇不到重大的历史关头和制度巨变，但任何时代的人群都有德性高低之分。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当历史机缘发生的时候，总有人似乎已经准备好生活在那个新时代，也总有人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或新时代的边缘人。在这种历史境遇中，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取于你无法选择的那种制度，而是取决于你本人。立志做自由人的人多了，才会有促成制度改变的必要条件。

奥古斯丁把尘世当成一个人生暂时寄居的旅馆，生存的意义就是等待天国的降临，让人进入完美的世界----那里有完美的制度，或者根本不需要制度。但人不能无所作为地傻等，必须强迫自己过圣洁的生活，这样才能为天国降临做好准备。去除这种说法的神学外壳，它揭示了在一个不堪制度下生活的意义，就是让自己在个人的空间之内有所作为，以便为将来的历史机缘准备好自己。简单地讲，就是做好自己，学会一些自由人的德性，至少要尽量消除敌视一切秩序的奴隶德性和制度决定论惰性。如果把自己做坏了，或继续做惰性的奴隶，得过且过，历史机缘即便侥幸发生，对自己也没有太大意义。

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习惯于把问题都推到制度头上，貌似高深，实质上是一种德性无能——没有个人责任，谈不上道德。他们连自己身上和身边的具体恶行都没能力改变，更不会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恶。在这种日常德性无能有所改观之前，别说不会有民主，即使有了民主也是劣质民主，有了自由也是一篓子螃蟹式自由。制度需要改变，正常人都知道。但改变制度不是朝夕之功，需要很多历史机缘，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体制怎么样，我们每天遇到的当下问题都是，自己怎么做，身边人怎么做，同社会的人怎么做。很多人的日常行为表现得连基本是非之心和恻隐之心都没有，也推到制度头上。

前苏联分崩离析后独立出来的各国，还有前华沙条约阵营的中东欧各卫星国，有的有了自由民主、政府比较廉洁、社会文明化、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有的相反。除了地理位置的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群的区别。人群中的知识分子质量低劣、底层社会的习俗更低劣，有民主化和文明化的机会，也会错过。

唱民主高调，谁都会，连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甚至反民主的人都会唱，知识分子不钻研专业，弄些假大空标语口号夸夸其谈或做民主的理论白日梦，更是廉价。对于具体的人群和具体的个人来讲，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当民主化的机会来临时，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的顺利转型，没准备的就是俄国那样。现实不如白日梦好看，讲现实的话也不如唱高调好听，但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且也只有现实世界能实现的民主才有意义。很多中文知识分子让人失望，一个重要原因是太热衷于唱高调、做白日梦，没有提高认知和钻研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毅力，这种状况不改变，即便有了民主化的历史机缘，转成俄国的机会远大于转成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