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喜欢引用汉娜·阿伦特被意译成中文的说法,用"平庸的恶"描述邪恶政治中随波逐流做帮凶的小人物。这种说法对德国纳粹运动和各种山寨纳粹运动有一些解释力,但过于轻描淡写了。制度有优劣,但把个人作恶和性格/人格扭曲推到制度头上,不是思想深刻,而是一种轻浮的方便。
几年前看到一种说法,叫"乖巧的恶",对很多小人物的行为似乎比"平庸的恶"更有解释力----不是所有小人物作恶都是平庸的恶。一些人在社会上是小人物,但并不甘平庸,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为了讨好大人物,努力把坏事干得比周围的人更出色。这是一种“乖巧的恶”,像儿童为了讨好家长,要比其他孩子更出色,做超出家长预期的乖孩子和模范生,放到作恶上,就是越作越恶。这种现象已经超出了”平庸的恶"的邪恶程度。在某些时空中,恶像一块吸铁石,对三观扭曲和人性软弱的人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 他们在恶面前特别乖巧,从恶如流,作恶的时候兢兢业业,精明而执着。
一位老师依据康德的“根本恶”思路批评阿伦特的“平庸的恶”观念,很符合经验常识,在学理上也有说服力。阿伦特的《恶的平庸》曾经流行一时,但她的结论好象跟她书中陈述的事实并不吻合。艾希曼审判揭示的事实表明,他根本不是一个像阿伦特讲的“平庸”的人。 无论是他表现出的人性之恶、在纳粹体制内往上爬的精明算计,还有对作恶投入的热情和精力,一点都不平庸,而是出类拔萃地精明和乖巧。所谓“平庸”只是他成了阶下囚之后为自己辩解脱罪的借口——把罪责都推到制度和希特勒头上,作恶者只是制度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这是个相当方便,也十分拙劣的借口。
归根到底,恶和作恶都是人的问题,制度本身不会作恶,必须靠人才能作恶。哪个人作恶,那个人就是人渣,没什么好推诿。没有个人责任,所有道德规范都会失灵。理解这一点,甚至不用念伦理学,读小说也能领悟。比如《悲惨世界》,故事很精彩,也是一个探讨人性善恶的寓言。雨果说,《悲惨世界》揭示了世界正经历的深度溃烂。但即便在“深度溃烂”状态,人性也分是非善恶,有人性的升华,也有人性的堕落和扭曲。这部小说为世界广为接受,说明社会问题没有国界,人性也没有国界,美的、丑的、好的、坏的,都是如此。《悲惨世界》中的几个主要人物,Valjean,Javert,Cosette,Éponine,还有Thénardier夫妇,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同一个制度下,而表现出的人性善恶则有云泥之别。Valjean, Javert和Éponine体现了人性的升华,那不是个轻松愉悦的过程,而是充满危机和挣扎,结局并不总是美好。
Thénardier夫妇把自己的处境都归罪于社会和制度,坑蒙拐骗,对自己和自己的女儿没有责任心,不管做出多么不堪的事都心安理得,觉得都是社会和制度的错,他们自己是无辜的。大多数人身上都有Valjean,Javert,Éponine和Thénardier夫妇的潜质,问题是有的人身上体现出来前者的潜质多一些,另有些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后者的潜质多一些。 正常的社会是一个Valjean, Javert, Éponine和Thénardier夫妇混杂的社会,只要后者不是太多,制度就能玩得转。但是,如果后者在人群中的基数太大或密度太高,就会像空气中的氧化物,即便钢铁一样稳固的制度都会被腐蚀的锈迹斑斑, 千疮百孔。
这不只是雨果一百多年前的警示,今日依然如此。还是文学作品为例。在《No Country for Old Man》中,Bell警长在退休前总结说:"It takes very little to govern good people. And bad people can't be governed at all. ” 大意是说,好人不需要怎么统治,坏人根本无法统治。制度只是在两种人性极端之间发挥作用,只不过人群越是向后一个极端倾斜,制度就越是失败。反之亦然。如果Thénardier夫妇那种人在人群中占比高到一定程度,任何制度的运转成本都会高得离谱,再优良的制度也会宕机、瘫痪,甚至崩溃。这不只是小说,国内国外每天的生活都在从正面或反面证实这个道理。人性使然。
这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很多变成了制度决定论,把中国的问题都推到制度上,既不下功夫反思自己的问题,也不下功夫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问题。体制都是人弄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的体制都是中国人自己弄出来的,不是外国去的殖民政府强加的。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大部分日常的恶,比如恃强凌弱、歧视甚至买卖妇女、坑蒙拐骗等,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而是源于社会习俗、潜规则、人性(贪婪、懦弱)等问题。当代中国也不是18世纪遍地文盲的欧洲,大部分群众至少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很多比要给他们启蒙的知识分子更精明,早就在“运用自己的心智思考”,跟启蒙运动针对的18世纪宗教蒙昧和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不是一回事。
底层群众有善良的人,但邪恶的也不少,很多是善恶冷漠混杂。邪恶的一面一旦借政治风口泛滥,正常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有仁人志士要启蒙“底层群众”,但从现代史看,成气候的大都是把底层的恶加上能改造好的仁人志士的恶发挥出来的那种势力,从洪天王到山寨布尔什维克,大致如此。至于那些连底层什么样都不清楚,凭一堆标语口号和理想冲动去启蒙底层群众的知识分子,大都被群众和另外战壕的仁人志士消灭或者弄残了。制度的改变有很多机缘偶合的事件和力量发挥作用,而且同样的制度在不同人群中的结局不一样。归根到底,制度的建立和维护都取决于具体时空中的人。
在川普之乱期间,有美国的评论家说:“我们能不能保住共和国,取决于我们自己。” 得到很多读者认同。这个“我们自己”是谁?就是美国人自己。这是个基本认知说明,至少美国知识分子头脑没有简单到假定制度会自己运转。在生活世界,离开跟制度相匹配的人,制度无法正常运转,结局是宕机、散架。 同理,人群中没有足够跟优良制度相匹配的人,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出像样的制度来。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只要睁眼看一下,正面和反而都有足够的国家证明这一点。
在有些社会,某种类型的恶能泛滥成灾,固然得益于制度的授权和纵容,但生活世界的恶都是具体的,都是具体的人干的;在同样的制度下,有人有作恶的机会也不作恶,有人没有作恶的机会也去争取机会作恶。这是人性的差异,任何要解释社会的理论都无法回避这种差异。尤其在涉及社会底层问题时,没有比把恶的问题推给制度更简单的了。底层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美国的新纳粹、三K党等极右组织的骨干基本都来自底层的两低人群:教育水平低和收入低。当年,瑞典学者Gunnar Myrdal到美国来研究种族问题,发现歧视问题最厉害的是在白人底层。这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现象,不能推到制度头上——美国的所有阶层都生活在同一部《宪法》下,同一个制度中。奴隶制早就废除了,但美国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和歧视在低层白人中保留的最多。中国底层的问题同理。
这不是说要歧视低层,我本人就来自低层,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的很多问题(算是小恶吧,但小恶多了,就形成恶的社会罗网),跟政治和体制没有多少关系,比如说造假、糊弄、粗鲁、暴力、侍强凌弱等,祖祖辈辈是这样,不是党国体制后才有的。 知识分子即便没有底层生活经验,看一点写基层社会的杂书,也能获得这种知识。比如说造假,清朝人写的杂记中就有买皮鞋回家穿才发现是牛皮纸做的,这跟政治制度关系不大。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就历史遗留的各种恶劣习俗而言,都是底层社会继承的最多。
二战以后,各个主要国家都通过实施社会政策促成阶层递升来改良社会,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底层的社会问题比其他层多。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各种促进阶层递升的政策就失去了意义。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缺少常识,对社会的观察力和学习能力也不太过关,信仰一堆颠三倒四的标语口号,把社会问题都推到政治制度上。这不是说政治制度不重要,而是说政治制度不是人作恶的唯一原因或直接原因。而且,制度的变化需要很多历史和现实的机缘偶合,不是人想变就能变,很多人一辈子遇不到一次重大制度变革。但做人每天都能做,对个人来讲,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有个人责任感的人不会把问题都推到制度头上,不会让自己成为 Thénardier夫妇那种人。
不幸的是,制度决定论正在成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他们把中国社会流行的乖巧地作恶轻描淡写成“平庸的恶”,心安理得地把所有恶都归咎于制度。只要那个人群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还没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不会在政治制度方面有什么实质性长进。他们乖巧地作恶,他们本人就是恶的原因;他们自私冷漠,他们就是自私冷漠的原因;他们弄不出民主来,他们就是专制的原因……什么时候他们学会像个正常人这样看自己和看世界了,中国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的历史进程才有希望逆转。
理解先生的基本立论。这个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这种乖巧的恶来源又是哪里呢?我觉得原因之一是我们两千多年的儒法游戏使很多国人没有自信心,自卑感极强,佣附强权的意识强烈。六四时,我们班的一位平时大家都觉得的一位老实人党员,在同学们仍处于悲愤的时候,在组织生活会上表态支持党中央的决策。平时相处,他绝对不是那种主动背后捅刀子的小人。国人中,这种人很多。这个问题好像无解,至少我们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解。
“社会问题没有国界,人性善恶也没有国界。” 先生总结的太精辟了!由此可见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仍是中国社会当务之急!千百年的习惯势力、陈规陋习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