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去世后，这个频道连续讲了四期中国的话题，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五期，也是最后一期。上一期讲权利，讲中国人为什么宁可盼清官自娱自乐，也不要能真正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权利。节目末尾我说，会有两波人对我讲的这些不满意。一波会说：“不能苛求，中国已经做得不错了，你懂什么？”另一波会说：“讲这些有什么用？这个国家没救了，早就该完蛋。”
这两波人在网上是死对头，经常相互指着鼻子骂。一波指着对方骂反贼、恨国党、境外势力，另一波骂对方五毛、粉红、粉蛆。仔细看看，他们其实是一体两面，是同一种处境的两个版本。今天就讲这个。
有位听众在留言中，讲到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他说，有人认为弗洛姆讲的”逃避自由”，才是人的天性；拥抱自由有个前提，就是要认清自由的代价，也就是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很多中国人宁愿少要一部分自由，换取牢笼的庇护，也不肯接受自我负责。他问，我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问题讲起。
先说弗洛姆这个人和这本书。埃里希·弗洛姆是位心理学家。他出生在德国，是位犹太人，1934年逃离纳粹德国，润到美国。1941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Escape from Freedom，《逃避自由》。这本书有中译本，很值得一读。
弗洛姆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憋着一个问题：德国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出过康德、歌德、贝多芬、尼采、瓦格纳，为什么1933年以后，那么多普通德国人拥戴希特勒，参加纳粹。他们不是被希特勒拿枪逼着，也不是被纳粹洗脑——纳粹上台之前没有掌握全国的宣传机器。普通德国人是自己心甘情愿地，交出自由，把自由交给了希特勒，交给了纳粹党，结果就是失去了自由。
为什么会这样呢？弗洛姆给出的答案，就是那位听众说的那个意思：自由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弗洛姆是根据欧洲的历史推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先介绍他的说法，然后再用他的说法，分析中国人的情况。现代欧洲人是从中世纪那套等级、行会、教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得到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只解决了”摆脱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要什么”的问题。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得自己做选择，自己面对不确定，而且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没有权威再告诉他该干什么，该信什么，该怎么活，怎么死。
责任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不是每个人都扛得动。扛不动的人，就要找地方卸下来。怎么卸呢？弗洛姆讲了他看到的几种做法。其中有两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两种人。
第一种，他叫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说白了就是找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东西，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附在那东西上面。这个东西可以是一个领袖，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神。人把自由交出去，把自己交给那个强大的东西以后，就不再是个孤零零的个体、不需要再为自己负责，觉得自己也强大起来。
弗洛姆是根据德国的情况总结出来这一条。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人有自由，有宪法，有选举，但现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人无所适从，觉得人生和国家都没有目标。魏玛宪法玩不转了，希特勒应运而生，国家有了目标，人生有了意义，大批德国人觉得扬眉吐气。代价是自由没了，但很多德国人觉得交出自由，换来元首为自己做主，让国家强大，值得。直到有一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值得了，已经晚了。
交出个人自由，换来伟大领袖给自己做主，这笔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弗洛姆说得很直白：个人不需要再自己做决定，不需要再对自己负责任。自己为自己做决定，还得承担责任，多累啊，现在元首替我决定了，我按照元首说的做就行了。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交出自由，有个更早的起点。大部分中国人，从小就没有被当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尊重，没有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判断。这样，也就很难发育出成年人的理性。结果就是，生理上已经成年，但是人格上、心理上还处于幼儿状态，就是人们常说的巨婴。一个从小就没有为自己做过主的人，长大以后，自由对他就是一个沉重负担。
这样的人，必须依附一个比他们强大的对象，内心才有安全感，才有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