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世间已无朱镕基。昨天，前总理朱镕基在北京去世了，享年98岁。今天说说他这个人和一些功过是非。有听众可能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写张居正的那一章，就叫《世间已无张居正》。
朱镕基当然不是张居正，今天的中国也不是万历十五年的大明。但两个人有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一个腐烂体制中的能臣。他们不打算改变体制，而是让体制运转得更快、更稳、更有效率。他们都厌恶庸官，厌恶空话，厌恶懒政；他们都相信，只要改革税制，加强财政，逼着官员办事，清除腐败，国家就能强大。
他们的税制改革都是立竿见影，也都后患无穷。张居正死后不久，他埋的地雷就爆了。朱镕基是亲眼看到自己埋的地雷爆掉。他是中共历史上少见的能臣，他把中国推进世贸组织，推行分税制，开启了土地财政，大幅提高了统治效率，也大幅提高了搜刮民间财富的效率；他做成了自己想做的大部分事情，却不能改变他效力一生的体制。
这注定了今天的结局——他做成的改革，正在跟他效力的体制一同腐烂下去。他是个成功的失败者。
朱镕基去世，很多人真诚怀念他。有比较，就有伤害，看看当今朝中的土皇帝加一挂太监，人们自然会怀念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共领导。2000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朱镕基，希望离任以后中国人记住他什么。他回答说，只希望大家说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如果人们再慷慨一点，说他办了一点实事，他就谢天谢地了。
20多年以后，再回头看，至少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他这个愿望实现了。人们记得他在记者会上拍桌子，骂豆腐渣工程，记得他开会时不耐烦地打断套话，也记得他面对外国记者不需要低头念稿，就能侃侃而谈。人们未必同意他的政策，但不会不相信他是个有能力的官员，不会以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种形象在今天的中共官员中已经绝迹，跟改革开放年代一起消失了。2024年，中国宣布以后几年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在那之前，中国总理每年要面对一次记者，回答一些至少没有完全预先写好答案的问题；如今，连这种象征性的公开问答也取消了。土皇帝颟顸武断，说话离不开小本本，下面一挂太监，腐败无能，提拔上去的标准不是能力，而是人身依附和对主人忠心。
人们回头看到朱镕基，当然觉得他像一个异类。一个总理竟然可以在记者会上说人话，可以批评政策，可以发脾气，甚至承认错误；跟今天高层那群人不人鬼不鬼的高官相比，这些都值得纪念。
人们怀念朱镕基，不只是怀念他本人，也是在借他去世怀念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在那个例外时段，出了朱镕基这样一个中共官员中的例外。他之所以能成为例外，离不开他的个人经历，也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
1928年，他出生在湖南长沙，长大以后，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被降职、开除党籍，后来又被下放劳动。直到1979年才恢复党籍。一个受过完整工程教育、在国家计委工作过，又被这套体制打成右派的人，当然跟那些一路从秘书、团委、办公厅爬上去的官员不一样。
不用说，更是跟那个靠拼爹装孙子被人提拔上去的小学生博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都是领的清华毕业证，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
朱镕基被体制整过。但是，被体制整过的人，未必会反对体制。有些人反而会更加珍惜重新被体制接纳的机会。朱镕基就是这样。他知道官僚主义多么荒唐，也知道政治运动的破坏力；但是，他没有选择改变这套制度。他选择了在这套制度中证明自己，证明他能让这套制度运行得更好。
1987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1991年进入国务院，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金融秩序混乱，他以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个政治局常委亲自管央行，这本身就说明，当时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有多严重，也说明邓小平、江泽民为什么需要朱镕基。他们需要他的专业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在经济上被现实逼到了墙角。毛时代留下的是贫困、落后、僵化；苏联解体让很多人意识到，继续僵化下去可能连政权都保不住。那时候，中共需要懂经济、有魄力、敢拍板的官员，需要他们跟世界打交道。那个时代，体制对能力的需要，超过了对奴才的需要。朱镕基就是在这个缝隙中出现的。
他不是中共官僚体系培养出来的标准产品。他是这套体系在危机中临时起用的专业人才。他表现出来的直率、专业、刚硬，甚至坏脾气，都跟改革开放那个特殊年代有关。那个年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最高层相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有利于政权生存。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像朱镕基这样一个懂经济、有棱角、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官员，才有机会爬到权力顶层。
一旦最高权力害怕继续改革开放威胁到权力稳固，对忠诚的需要，就会超过对能力的需要，就不再需要有能力的官员，只需要奴才。朱镕基这种官员就不会再出现。这十几年，体制内有能力做事的官员好象突然消失了。他们人并没有消失，只是靠边站了；他们知道，现在最安全的办法不是出头解决问题，而是假装问题都不存在。
1990年代初，中国经济过热，开发区遍地开花，银行乱放贷款，地方投资失控。朱镕基采取强硬手段，搞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压缩基建，清理三角债，最后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4年，他主持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推动国有银行改革，处理坏账；还搞了一次政府机构精简。
当时，中国经济最头疼的问题是毛时代留下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设备落后、亏损严重，靠银行贷款和财政补贴维持。朱镕基定下目标，要求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量企业被关停并转，无数工人被裁掉。按照官方后来公布的数字，从1998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700多万人。
这是一次大手术。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这场手术是必要的，但手术造成的痛苦却不成比例地落到了下岗工人头上。短短几年间，2700多万人丢掉了工作，尤其是在东北三省和一些老工业基地，这造成了巨大社会问题。一代人的命运从此断裂。幸运的，能重新就业，自谋生路，有人开小店，有人摆地摊；不幸的，从此贫困落魄，再也没有爬起来。
此后20多年，国企改革的红利成了国家成就，成了个人功绩，而分摊痛苦的普通人，普通家庭和他们的孩子，却被遗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自生自灭。官方喉舌说，这是改革的阵痛。对统治者来说，那可能只是阵痛，但对于无数下岗家庭来说，那是段痛不欲生的经历。
朱镕基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可能是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入世谈判持续了15年，跟美国的谈判尤其艰难。1999年11月，谈判到了最后阶段，朱镕基亲自出马，冒着被骂卖国贼的风险，作出决断。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此后十几年，外资、技术、订单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制造进入全球市场，经济开始腾飞，无数中国人开始过上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朱镕基在国内建立了一套更加强大的财政、金融和国有经济控制体系。他在两个方向上同时推进。一个方向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另一个方向是财政高度集权和国家能力急剧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