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反启蒙
传统社会中,制度和习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追求幸福是一种按高低贵贱远近亲疏分配的特权,自上而下层层打折扣。18世纪下半叶,追求幸福跟平等、自由的启蒙运动观念一起,成为革命时代的理想。在美国革命中,1776年签署的《独立宣言》把追求幸福作为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法国革命中,1793年颁布的《宪法》把“公共幸福”当作社会目标。
“追求幸福” 跟自由、平等一样,是启蒙时代的核心理念。
近半个多世纪,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借创世-堕落的宗教范式虚构美国历史,把过去的美国想象成黄金时代,把当今的美国描写成被自由派、少数族裔、移民败坏的时代。这种神学化的历史观不符合美国法律和司法的历史事实。美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i]
一、常识理性
说起启蒙运动,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著名启蒙格言“Sapere aude”,即“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1794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甚至把自己的自然神学著作取名《理性时代》,这可能是英语世界中“理性时代”这一短语的由来。不过,潘恩讲“理性时代”,主要是用常识理性阐述他的自然神论主张,跟后世用“理性时代”指称启蒙运动没有直接关系。[ii]事实上,直到1910年美国哲学史家希本(John Hibben)出版《启蒙运动哲学》,英语世界才开始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指称康德和潘恩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iii]西方学界现有的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概念,直到二战后才逐渐成形,标志性的著作是德裔美国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分别于1966年和1969年出版的两卷本《启蒙运动解读》。[iv]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对启蒙运动的阐释大致由哲学家主导,法兰克福学派、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先后登场,批判启蒙运动,尤其是批判启蒙理性,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界风行一时。同一时期的史学家则相形见绌。这种状况在近二十年发生逆转,对启蒙运动的哲学批判逐渐退潮,还原启蒙运动历史面目的史学研究则是硕果累累。其中史学家约纳森·伊兹瑞尔(Jonathan Israel)的启蒙运动三部曲和丹·艾德尔斯顿(Dan Edelstein)的启蒙谱系学著作等,已经成为启蒙运动研究的当代经典。[v]
跟20世纪下半叶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不同,当代史学家大都站在为启蒙运动辩护的立场,对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与保守等问题也有不同于20世纪很多哲学家的认知。比如,里奇·罗伯岑(Ritchie Robertson)在其著作《启蒙运动:追求幸福,1680-1790》中,强调启蒙运动感性的一面,即在生活世界追求幸福。这种追求成为美国革命的理想,反应在《独立宣言》中,“追求幸福”被明确作为跟生命和自由并列的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