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权利
一位18岁的女孩子爱上家乡一起长大的24岁小伙子，两人去京城结婚，婚后回到家乡，双双被拘捕，唯一的罪名是相爱结婚，法庭给他们定罪，被分别判一年徒刑，为了避免坐牢，两人选择了流放，到异乡讨生活...
直到1967年，美国南方有16个州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通婚。在一些传统白人的意识中，只要白人妇女跟有色人种发生性关系，必定是被强奸无疑。内战后，南方400万黑奴成为自由公民，男性黑人获得选举权。当时，美国大部分州的妇女，不论肤色黑白，没有选举权，在经济上也不能自立，处于依附状态。南方白人社会对获得自由的“半文明化”前黑奴男性充满恐惧，尤其是对“黑人男性非礼白人妇女”的想象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国会第一位女参议员蕾贝卡·弗尔顿（Rebecca Felton）是南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关键人物之一，但她反对保护黑人选举权，称让黑人男性选举将导致他们“强奸白人妇女”。 弗尔顿支持私刑处死涉嫌非礼白人妇女的黑人：“如果动用私刑才能保护妇女最宝贵的贞洁不受凶残的人类野兽侵害，我支持私刑，如果有必要，就每周执行一千次。”
历史上，南方各州均立法禁止跨种族通婚或同居，涉案男女可以被判1-7年徒刑。1881年，阿拉巴马黑人托尼·佩斯（Tony Pace）跟白人女子玛丽·考克斯（Mary Cox）同居，被州法院双双判处2年徒刑。按照阿拉巴马法律，黑人与白人发生性关系最高可判7年徒刑，佩斯和考克斯各获刑2年，属于从轻判罚。两人不服，一级一级上诉。阿拉巴马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认为放任跨种族性关系会导致“杂种人口和文明退化”。 两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宣判，支持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和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律，认为涉案的白人、黑人男女都是各判两年，同等惩罚，所以不违反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今天看来，那种判决不是法律的平等保护；而是法律的平等不保护。
一、弗吉尼亚
一位18岁的女孩子爱上家乡一起长大的24岁小伙子，两人去京城结婚，婚后回到家乡，双双被拘捕，唯一的罪名是相爱结婚，法庭给他们定罪，被分别判一年徒刑，为了避免坐牢，两人选择了流放，到异乡讨生活。这听起来像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但这起案子发生在1950年代末的弗吉尼亚州卡罗林县，那里离首都华盛顿大约120公里。
1958年，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州仍然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婚恋，弗吉尼亚是其中之一。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可以追溯到1691年的殖民地时期。按照普通法认定婚姻合法性的原则，在结婚地合法的婚姻，在其他地方也合法。1878年，为了防止州内跨种族情侣去跨种族婚姻合法的州结婚，弗吉尼亚州议会立法避开普通法的这一悠久传统，并加重处罚力度：在允许跨种族结婚的州缔结的跨种族婚姻，弗吉尼亚不予承认，违者可以判最高五年徒刑。1924年，弗吉尼亚再度立法，通过《种族纯正法案》（Racial Integrity Act），填补漏洞，重新确认禁止跨种族婚姻和相关处罚，并增加实施细则。
梅尔德丽·杰特（Mildred Jeter）11岁时第一次遇到理查德·拉翁（Richard Loving）。那年理查德17岁，到梅尔德丽家听她哥演奏阿帕拉契亚民间小调。理查德一半英国人，一半爱尔兰人，生性憨厚，是位泥瓦匠，干活之余，唯一的业余爱好是赛车，经常跟梅尔德丽的哥哥一起参加比赛，有时候能赢钱。梅尔德丽一半黑人血统，一半切诺基印第安人血统。弗吉尼亚法律禁止跨种族婚恋。不过，少男少女未必知晓那种陈旧的法律，情窦初开，只遵守相爱的自然法则。梅尔德丽没念完高中，但天生聪明，性情温柔，细腻耐心。她身材苗条，家人和朋友都叫她“芸豆”。理查德叫她“豆子”。
1958年6月2日，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开车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在市政府登记后，他们从电话薄中找到一位牧师，请他主持了简单的仪式。梅尔德丽的父亲和哥哥作为证婚人。婚后，他们回到家乡，借住在梅尔德丽父母家楼下一间卧室，把结婚证镶在镜框中，挂在床头的墙上。理查德用积蓄买了一亩地，准备盖房子，跟梅尔德丽独立生活。理查德知道他们在弗吉尼亚领不到结婚证，但他不愿让新娘忧虑。梅尔德丽以为去首都结婚是因为那里手续简便。理查德和梅尔德丽两人都不知道的是，弗吉尼亚不仅禁止他们结婚，而且可以给他们定罪、判刑。
拉翁夫妇结婚回乡不久，县检察长伯纳德·马洪（Bernard Mahon）接到群众举报，说理查德和梅尔德丽非法结婚。马洪正式请求县法院批准拘捕两人，指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弗吉尼亚州的和平与尊严”。跨种族婚恋在弗吉尼亚属于严重罪行。1938年，曾经有一位名叫萨缪尔·布拉纳汉（Samuel Branahan）的弗吉尼亚人，娶了格雷丝·莫勒（Grace Mohler）为妻，被群众告发到州政府，说莫勒是白人，但布拉纳汉看着有黑人血统。南方各州在跨种族婚恋方面的限制标准并不统一。有的州宽松一些，规定少于八分之一有色人种血统就可以跟白人结婚，有些州则要求少于十六分之一有色人种血统，在当时政府文件和个人记录不完善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确认混血新郎或新娘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有色人种血统。案件到了法庭，法官和陪审团除了看被告的长相，往往要依据证人的证词来判断，可靠性难以确定。
在限制跨种族婚恋方面最严格的是弗吉尼亚等州，禁止任何曾有过非白人血统的人跟白人结婚。《种族纯正法案》把人种一分为二：除了白人就是有色人，在判别是否白人时，遵循绝对纯正的“一滴血”原则，即血统中只要曾有一滴有色人种的血就会污染所有后代，不能再算白人。《法案》只提供了一个例外：白人跟印第安人的后代中，如果印第安人血统少于或等于十六分之一，可以算作白人。布拉纳汉和莫勒被人告发后，县检察官起诉两人结婚时做伪证，隐瞒新郎血统。新娘莫勒说自己不知道新郞祖上是黑人，以为他是白人，虽然长得有点黑，但是比一些公认的白人还白一点。法庭采纳了莫勒的证词，把她作为骗婚受害者，没有给她定罪。新郎布拉纳汉说，自己是纯正白人，没有黑人血统，但检察官传证人作证，说他们知道布拉纳汉祖上是黑人。最终，布拉纳汉被定罪，婚姻被法院解除，法庭判处他一年徒刑，但缓刑30年，条件是他承诺永不跟莫勒或任何其他白人女性同居。
二战后，联邦政府开始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一些州对跨种族婚恋的限制也开始松动。但弗吉尼亚没有改变。1948年5月，一位名叫克拉克·汉密尔顿（Clark Hamilton）的海军退役青年跟白人妇女弗洛伦丝·哈蒙德（Florence Hammond）结婚，婚后不久，两人搬家到马里兰州生活。新娘的父母本来准许了女儿的婚事。但婚后，新娘母亲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女婿是黑人。她专程去阿拉巴马州，找到女婿的父母，验证了梦境。回到弗吉尼亚后，她报案说女婿骗婚，隐瞒种族身份，要求法庭解除婚姻。新娘的父亲提供证词，说两人谈恋爱的时候，看着汉密尔顿挺白，但婚后女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黑。汉密尔顿被从马里兰引渡到弗吉尼亚受审。当时，拘留所和监狱都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白嫌犯和犯人分别关押。因为汉密尔顿长相像白人，拘留所把他跟白人嫌犯关押在一起。
检察官认定，新娘是被骗婚，对新郎的种族身份不知情，所以决定不予起诉，但以重罪起诉新郎。法庭给汉密尔顿定罪，把他判处三年徒刑。跟十年前的布拉纳汉案一样，弗吉尼亚法庭决定给汉密尔顿缓刑，条件是他必须离开弗吉尼亚。这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因为他和新娘本来就已经生活在马里兰州。经此波折，他大概也不在乎将来是否能够回到弗吉尼亚看望岳父母了。
二、判罪与放逐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去首都华盛顿结婚的时候，弗吉尼亚仍然是布拉纳汉和汉密尔顿被判刑时的法律。他们婚后一个月，凌晨两点左右，两人在睡梦中被强光手电筒照醒，床边是卡罗林县的三名警察。警长问理查德：“你咋跟那女人睡一张床？”梅尔德丽说：“我们是夫妻。”理查德没搭话，指了指墙上的结婚证。警长说：“那玩意儿在这里没用。” 警长命令他们起床，穿上衣服，把他们带到拘留所，送到男号和女号，分别关押。
第二天，理查德由亲戚保释回家。他想把妻子保释出来，狱方警告他，胆敢那么做，就再把他抓起来。梅尔德丽被关押了5天，直到法庭正式安排听审。那座拘留所建于1900年，只有一间女号。卡罗林县犯罪率很低，主要罪案是贩卖高度私酒。被拘捕的嫌犯一般会被保释，即便关押期间，看管也不严格，有时候甚至会派嫌犯去邮局取信件。平时，县里的妇女犯罪更稀少，那几天，女监房只住着梅尔德丽和几只老鼠。
1958年7月17日，法庭安排预审，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嫌犯理查德·佩里·拉翁系白人，伙同有色人梅尔德丽·朵罗丝·捷特，以结婚为目的，非法恶意离开弗吉尼亚州，并图谋返回，于1958年6月2日在州外，即哥伦比亚特区，缔结婚姻，然后回到弗吉尼亚州卡罗林县，以夫妻名义同居，破坏了我州的和平与尊严。” 年轻的助理法官爱德华·斯戴尔（Edward Stehl）安排大陪审团决定是否以重罪起诉。二十多年后，斯戴尔法官的大女儿大学毕业，跟一名黑人青年相爱结婚。斯戴尔不认女婿，拒绝出席婚礼，并禁止女儿跟她丈夫进家门。斯戴尔法官去世后，他的遗孀说，大女儿的婚事“伤透了她父亲的心”，“把他彻底毁了”。生前，斯戴尔法官在遗嘱中彻底剥夺了大女儿的继承权。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的律师是卡罗林县大名鼎鼎的弗兰克·比兹利（Frank Beazely）。他不仅是县里最有名的律师，而且是州巡回法院法官里昂·贝扎尔（Leon Bazile）的朋友。贝扎尔法官负责审理拉翁案。在成为法官前，贝扎尔是州议会议员。在美国大部分州，各级州法院的法官由民选产生，但弗吉尼亚不同，各级法院法官由州议会投票指定，最高法院法官任期12年，上诉法院和巡回法官法官任期8年。任期届满，州议会重新投票决定是否续任。
贝扎尔的法官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以性格乖张和严苛的种族隔离观著称。1948年，弗吉尼亚的公立基础教育黑白分校，按照联邦法院的判决，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可以严格分开，但在教学条件等方面要大致平等。当地的黑人学校师资短缺，开不了科学和数学课。为了避免联邦法院判决黑白学校不平等，他建议白人学校暂时取消科学和数学课程。当地学校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贝扎尔法官的一些判决和观点比较极端，在他巡回法院法官第一任期届满时，州议会很多议员不愿延续他的法官任期。在议会辩论时，不少议员明确表示反对，但他得到一位议员的全力支持。那位议员就是弗兰克·比兹利。最终，贝扎尔法官在比兹利议员的全力帮助下得以续任。比兹利拯救了他的法官生涯，贝扎尔自然对比兹利敬畏三分。
按照弗吉尼亚法律，拉翁夫妇有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他们放弃了行使那项权利。一般而言，在有事实争议的情况下，陪审团可以确定事实。在本案中，检方的证据确凿：两名被告一是白人，一是有色人种，专程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婚后回到弗吉尼亚，违反了《种族纯正法案》。而且，当地的陪审团也不会同情他们。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和判决的职责都落到贝扎尔法官身上。比兹利律师建议两人认罪，以换取从轻处罚。如果被判有罪，他们将面临最高5年徒刑。
1959年1月6日，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当庭认罪。贝扎尔法官宣判：“本庭接受被告认罪，判处被告各监禁一年。本庭决定将这项判决缓期25年执行，条件是两名被告立即离开卡罗林县和弗吉尼亚州，25年内不得一起或同时回到上述州县。”这等于以流放25年为代价，换取免于坐牢。贝扎尔法官问理查德和梅尔德斯，是否有话要说。两人先后说没有。考虑到贝扎尔法官严苛的判决风格和种族观，他在拉翁案中可谓从轻判决。显然，比兹利律师功不可没。理查德和梅尔德丽支付了36.29美元的法庭费用，离开家乡弗吉尼亚卡罗林县，去首都华盛顿投奔亲戚。
华盛顿与弗吉尼亚只有一河之隔，理查德每天开车穿过波托马克河上的大桥，到河西的弗吉尼亚打工。三年间，他们生了三个孩子。理查德的母亲是接生婆。当时，卡罗林县的很多产妇靠乡村接生婆接生，医生太贵，而且经常比婴儿来得慢。理查德的母亲随叫随到。每次临产前，梅尔德丽回到卡罗林县，住在婆婆家里，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由婆婆接生。
按照贝扎尔法官的判决，理查德不得跟妻子同时回到弗吉尼亚。但长久不能跟亲人在一起，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对拉翁夫妇是一场煎熬。1959年复活节，他们终于熬不住了，铤而走险，回到家乡跟父母过节。警察闻讯赶到，拘捕了他们。比兹利律师赶到法庭，向贝扎尔法官求情，说都是他的错，他理解错了法院的判决，给了两人错误的建议，致使他们违反禁令，一切都是他的错。贝扎尔法官当庭释放了拉翁夫妇，把他们赶出弗吉尼亚。
三、申诉
1963年，梅尔得丽在电视上看到民权运动和国会辩论《民权法案》的新闻。她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写信，问这个法案是不是能让她和丈夫合法回老家。不久，她收到司法部的回信，说正在讨论的法案本身不会直接解决她合法婚姻的问题，但工作人员已经将她的信转给法律援助组织“全美公民自由联盟”（ACLU），并向她提供了联系地址。梅尔德丽按地址给“全美公民自由联盟”写了一封求助信。
亲爱的先生：
我给您写信是讲我们面临的难处。五年前，我先生跟我在首都结婚。然后，我们回到弗吉尼亚生活。我先生是白人，我是一半黑人、一半印第安人。当时，我们不知道弗吉尼亚有法律禁止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所以，我们被抓起来，在一个名叫鲍灵格林的小镇受审。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讨生活。
问题是，我们不被允许回去探亲。法官说，如果我们下面30年回家乡，就要坐一年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在那里生活，但我们只想偶尔能回去探亲访友。我们有三个孩子，请不起律师。
我们给司法部长写过信，他建议我们联系您。如果可能，请帮帮我们。希望尽快收到您的回信。
此致
理查德·拉翁先生和夫人
全美公民自由联盟安排弗吉尼亚律师伯纳德·寇恩（Bernard Cohen）处理拉翁夫妇的案子。那年，寇恩从法学院毕业不久，不到30岁，在波托马克河西岸的亚里山大里亚镇做律师，没有民权诉讼经验。最初的犹疑过后，他决定帮助拉翁夫妇，打电话约两人面谈。因为拉翁夫妇被禁止同时进入弗吉尼亚，不能一起到寇恩在亚里山大里亚的办公室，寇恩跟他们约在首都华盛顿见面。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两人都比较内向，有陌生人在场，理查德很少说话，几乎都是由梅尔德丽讲，虽然她的话也不多。寇恩给他们解释案子的前景：一开始在弗吉尼亚州法院，不可能赢，必须让案件进入联邦法院系统，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才有希望打赢。整个过程可能会拖好几年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技术性障碍要克服——因为他们的判决是在1959年1月做出，已经过了上诉期，不能直接上诉。克服这个障碍最简单的办法是，他们回到弗吉尼亚，再次被捕，重新启动审判和上诉程序。
拉翁夫妇不愿走那条路，他们有三个孩子，如果他们被捕，不但会断了生活来源，三个孩子也不知道跟谁生活。法院申诉的复杂性远超出理查德的预期，他本以为律师会帮他们很快搞定。但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法律和风俗，难以在一朝一夕改变。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已经为相爱和结婚付出背井离乡的代价，不想再把几年前被拘捕、被审判的经历重新经历一遍。寇恩理解两人的决定，答应他们会想其他办法。他决定在缓刑问题上找突破口。因为贝扎尔法官给拉翁夫妇判了一年徒刑，以离开弗吉尼亚25年为条件，缓期执行，相当于缓行25年，两人仍然在缓刑期间，所以从法律上讲，仍然没有结案。
1963年11月6日，在贝扎尔法官对拉翁夫妇做出判决将近五年后，寇恩向法庭提交动议，请求取消当初的判决。他提出的两大理由是：第一，把弗吉尼亚公民放逐25年，这种惩罚过于残酷，给当事人带来难以言喻的艰辛；第二，因为结婚遭到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弗吉尼亚《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法庭上，贝扎尔法官用怪异的眼光审视着寇恩，没有当庭做出裁决，说要研究一下。当时，贝扎尔法官已经老态龙钟，精力不济，经常在审判时打瞌睡，法院的同事和下属有时候看到他的领带垂在午饭盘子里。他的老伙计，弗兰克·比兹利律师仍然生龙活虎，在审判时遇到贝扎尔法官入睡，他会走到法官席前，用拳头敲着桌子把他叫醒。当寇恩律师递交动议的时候，离贝扎尔法官退休还有一年多。他一研究就是几个月，寇恩打电话询问了几次，动议没有下落。
第二年六月，梅尔德丽写信给寇恩律师：“希望您还记得我们。您接了我们的案子。过了这么久，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已经不再抱希望。”寇恩同样失望和沮丧。贝扎尔法官对他的动议置之不理，一直拖下去，让他束手无策。困扰中，他去母校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向一位宪法学教授请教。在教授办公室，寇恩遇到另一位毕业不久的年轻律师菲利普·赫奇考普（Philip Hirschkop）。赫奇考普那年28岁，在纽约市做律师。他听完寇恩的介绍，说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联邦法院提交动议，请求三名联邦法官对程序进行审议。知识就是力量。赫奇考普有着寇恩没有的联邦法院诉讼知识。他主动提出来帮助寇恩。在回纽约的班机上，赫奇考普提笔在一个信封的背面起草联邦法院动议，开始了两位律师的合作。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在纽约出生长大，都是犹太人，都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毕业，都热心民权诉讼，而且都是初出茅庐，没有经验。
1964年11月，寇恩在赫奇考普的帮助下在联邦法院递交了动议。联邦法院召集了两名巡回法院法官和一名地区法院法官审议。案子被贝扎尔法官拖了一年之后，终于柳暗花明。弗吉尼亚州不得不正视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了。州总检察长出面，跟法官和两位律师召开电话会议。三方达成口头协议，允许拉翁夫妇回到弗吉尼亚，但不能回家乡卡罗林县，可以在邻县居住。州总检察长答应，不会主动执法，去拘捕拉翁夫妇；如果当地有群众举报，舆论沸沸扬扬，他不得不执法时，会提前一周通知他们，让他们有时间收拾家当离开弗吉尼亚。拉翁夫妇从首都华盛顿搬到跟卡罗林县相距不远的邻县小镇居住。当地群众没有举报他们。
联邦法院审议后做出裁决，给弗吉尼亚州法院90天时间审理寇恩提交给贝扎尔法官的动议，如果90天内不作为，联邦法院将接手这起案件。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一是联邦法院，对联邦法事务有管辖权；二是州法院，对联邦法院没有管辖权的所有事务有管辖权。因为两套法院系统相互独立，各有自己的管辖权，一般而言，联邦法院不愿插手州法院的事务，除非案情涉及美国《宪法》问题。在拉翁案中，联邦法院试图做出某种平衡：案件已经被贝扎尔法官拖了一年，给州法院90天时间审理，如果再过90天还不审理，说明州法院无意审理本案，放弃了对本案的管辖权。这样，联邦法院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手案件。
在联邦法院做出裁决后的第89天，即90天期限的倒数第二天，贝扎尔法官终于做出裁决。他坚持6年前的判决结果，重申拉翁夫妇非法结婚，犯下重罪，被驱逐出弗吉尼亚是罪有应得。在裁决书中，贝扎尔法官除了引述法律和判例，还对他的种族观做出宏观的理论阐述：“全能的上帝创造了种族：白人、黑人、黄人、马来人、红人，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大陆上，如果不是人为干扰上帝的安排，根本不会有跨族婚姻。上帝把种族分开，这个事实说明他不想让不同种族相互混杂。”
这个判决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寇恩和赫奇考普把贝扎尔法官的判决上诉到弗吉尼亚最高法院，这是必经的程序，他们并不期望能赢。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回到联邦法院系统，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3月，弗吉尼亚最高法院宣判，维持贝扎尔法官的有罪判决，但认为量刑过重，应允许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在弗吉尼亚生活，条件是两人不能同居。
据一名当时担任弗吉尼亚最高法院法官的助理回忆，资深法官们不愿碰这个敏感话题，一个方便的做法是把球踢给州议会，而他们知道州议会不会改变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因为支持跨种族婚恋合法化的议员在州议会中形不成多数。不过，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不得不对本案做出判决。在那之前，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已经废除了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但弗吉尼亚跟加利福尼亚是不同的政治和司法生态。
四、“这太不公平了”
寇恩和赫奇考普迅疾将弗吉尼亚最高法院的判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决定受理上诉。
在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案中，经常会有一些专业组织和专家向法院提供法律意见，有的支持原告，有的支持被告，这种法律意见被称为“法庭之友意见书”（Amicus Curiae）。在拉翁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后，先后递交“法庭之友意见书”支持拉翁夫妇的包括“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及附属的“法律辩护基金会”，还有“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天主教全国跨种族正义协会”、“天主教全国社会行动协会”等。这些组织在意见书中认为，弗吉尼亚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违反《宪法》，敦促最高法院推翻弗吉尼亚法院的判决，废除妨碍婚恋自由的法律。虽然美国当时仍然有16个州禁止跨种族婚恋，但只有北卡莱罗纳州的总检察长递交了一份6页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支持弗吉尼亚州政府。
1967年4月10日，最高法院开庭辩论。作为原告，拉翁夫妇可以出席最高法院的律师辩论。但他们不愿抛头露面。理查德和梅尔得丽都很内向，出身于普通农户，不善言辞，文化水平不高，不懂法律，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只想在家乡作为合法夫妻安静地生活，养儿育女，不像罪犯一样被政府抓捕、审判、判刑。弗吉尼亚法律把他们的孩子视为玷污了白人纯正血统的“杂种”；代表州政府的律师为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辩护，主要理由就是为了防止生出心理不健康的“混血杂种”。寇恩律师理解拉翁夫妇的决定。他问理查德，有什么话想对大法官说，他可以在法庭上替他讲。理查德说：“寇恩先生，告诉法庭我爱我妻子，只是我不能跟她在弗吉尼亚生活，这太不公平了。”
法庭上，赫奇考普首先做陈述。他主张弗吉尼亚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把人按种族划分，是“种族隔离和奴隶制的最丑陋遗产”，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有大法官问：有多少州实行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赫奇考普回答：16个州，马里兰刚刚废除这类法律，但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苏里州废除这类法律的提案在州议会没有通过。赫奇考普强调，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初衷并不是像弗吉尼亚州所申辩的那样，是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而是为保护白人种族的纯正，尤其是白人妇女的种族纯洁。
赫奇考普律师把弗吉尼亚最早的跨种族婚恋禁令追溯到17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最初这种法律并不禁止白人男性跟黑人女性生育后代，而是只禁止白人女性跟黑人男性婚恋。1924年，弗吉尼亚议会修法，把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提案称为“维护白人种族纯正提案”，最后形成法律时被称为《种族纯正法案》，只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结婚，并不禁止有色人种之间相互跨族结婚。赫奇考普律师总结说，这类法律的最大错误在于“剥夺了黑人的尊严”，不只是把跨种族婚恋入刑违反平等保护条款，而且整个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都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他请求最高法院推翻弗吉尼亚法院的判决，废除弗吉尼亚法律中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全部条款。
寇恩律师的申诉围绕弗吉尼亚法律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展开。他的陈述更注意细节，也更人性化，指出弗吉尼亚不但给拉翁夫妇定刑事罪，把他们判刑，驱逐出州境，而且给他们施加的民事惩罚也很不公道，事实上剥夺了他们一家人的财产继承权：“拉翁夫妇有权利在晚上入睡时知道，如果早晨醒不过来，他们的孩子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可以继承他们的遗产，他们有权利在晚上入睡时确保，如果一个人早晨醒不过来，另一个可以继承对方的社安金。”因为弗吉尼亚法律剥夺了他们做合法夫妻的权利，他们不能像其他夫妻那样相互继承联邦政府的社安金，他们的孩子也不能继承他们的遗产。这相当于剥夺了他们受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正当程序权利。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规定：“任何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几十年后，在最高法院辩论同性婚姻合法化时，代理同性伴侣的律师跟寇恩律师一样，也是从同样的民事伤害角度展开申辩。
寇恩律师信守他对理查德的承诺，替他讲了他要对法庭讲的话：“我们不管怎么阐述这个问题，不管怎么阐述正当程序的法理，或者强调其中哪一点，没有人能比理查德·拉翁讲的更好，他跟我说：‘寇恩先生，告诉法庭我爱我妻子，只是我不能跟她在弗吉尼亚生活，这太不公平了。’我想，这个朴实的普通人有着根本的公平和自由秩序的观念，他作为一个泥瓦匠能清楚也讲出来，我们希望法院能一如既往地把这一点体现在正当程序条款的判决中。”
不管是《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还是正当程序条款，关键都在于保证每个公民被政府公平和公道地对待。20世纪60年代已经是卫星上天的时代，但法律却禁止一对相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唯一原因是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种族。这种陈规是旧时代偏见的制度性遗传，不但违背现代职业律师和法官对《宪法》的理解，而且冲击着普通人的良知和公平感。
在赫奇考普和寇恩律师做申诉时，听众席前排坐着一位日本裔律师，他是“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的法律顾问威廉·丸谷（William Marutani）。丸谷生于华盛顿州，父母是日本移民，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正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念书。罗斯福总统发布9066号行政命令，他被迫中断学业，跟家人一起被送到加州关押西岸日裔居民的集中营。释放后，他应征入伍，加入美军情报机构，参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1950年，丸谷考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做律师。在拉翁案中，丸谷深度参与了案件的准备进程，他不但代表“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起草、递交了支持拉翁夫妇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而且请求法庭允许他做简短陈述。法庭答应了他的请求。
丸谷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而是日本裔美国人。他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说从人种角度讲，他可能是法庭上唯一一个确凿无疑的纯种族人，在日本隔绝的岛国，他的祖先没有跟其他人种混血的机会，但白人不同，经过欧洲历史上无数次人种混杂，已经很难讲有任何纯粹的白种人。丸谷指出，弗吉尼亚州声称，禁止跨种族婚恋是为了保持“公共道德纯粹，维护种族纯正和种族自豪感，防止出现杂种血统公民”，但法律只禁止白人跟其他种族通婚，其他种族之间可以随意结婚，法律并不在乎其他种族的血统纯正和自豪感。所以，弗吉尼亚法律不是为了维护各种族的纯正，而是为了维护白人至上。丸谷的陈述虽然简短，却激发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和另外几位大法官对其他少数族裔法律地位的兴趣，不但向他提出问题，而且还引述他陈述的事实质询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律师。八年后，丸谷成为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法官。
代理弗吉尼亚州政府出庭申辩的是助理检察长罗伯特·麦克亚温（Robert McIlwaine）。跟赫奇考普、寇恩和丸谷等代理或支持拉翁夫妇的新手律师不同，麦克亚温此前已经数次代表弗吉尼亚州在最高法院辩论。二战和朝鲜战争中，他在海军服役，战后在哈佛法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954年，他成为弗吉尼亚州助理检察官时，正值最高法院判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废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在那之后十几年，他几度在最高法院为州政府的学校种族隔离政策辩护，但每次都输了。
最高法院已经在布朗案中推翻了普莱希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要为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辩护，麦克亚温的法律工具箱中能使用的工具并不多，其中一件是《宪法》第十修正案。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自主行使。这就是俗称的“州权”，即各州政府在州内事务上的自主权，包括立法自主权。麦克亚温申辩，根据第十修正案，婚姻属于各州管辖的事务，所以，弗吉尼亚州有权立法禁止跨种族婚恋。不过，几位大法官对这种结论有疑问，因为州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即州议会的立法不能违宪。按照《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各州不得拒绝给予其辖区内居民法律的平等保护，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且，最高法院有权对各州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做审核，这是最高法院自1803年起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的司法审核权。
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申辩，跨种族家庭面临比同种族家庭更大的社会压力，州政府有权禁止这种婚恋，就像有权禁止一夫多妻、乱伦一样。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小女儿嫁给了一位犹太教青年。他问麦克亚温，跨宗教婚恋也比同宗教的家庭面临更大社会压力，州政府是不是可以禁止不同宗教的人结婚？麦克亚温回答说，他认为州政府不能禁止跨宗教婚恋，但跨种族婚恋面临的压力比跨宗教婚恋大。为此，他引述了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尔伯特·高顿（Albert Gordon）的著作《通婚：论跨宗教、跨种族、跨民族婚姻》，说跨种族婚姻的失败率高。一位大法官问，是否正是由于法律禁止才导致跨种族婚姻的失败率高？麦克亚温回答：不是因为法律禁止，而是因为社会的态度，尤其是社会对混血儿的态度。他再度引述高顿教授的著作，说混血儿是“跨种族婚姻的受害者，是跨种族父母的牺牲品”。
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在申辩中反复强调州政府保护儿童身心健康的义务。虽然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叫《种族纯正法案》，但麦克亚温的辩护听起来像是《儿童保护法案》。在1924年立法的时候，种族-优生学和白人至上主义大行其道，最高法院“隔离但平等”的判决仍然有效，立法保护白人血统纯正属于名正言顺。但时至1967年，那种社会生态和法律土壤已经不存在了。几位大法官先后对麦克亚温的申辩提出疑问，他的回答捉襟见肘。在1967年，按立法者的原初意图为1924年的《种族纯正法案》辩护似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五、追求幸福的自由
1967年6月11日，最高法判决前夜，拉翁夫妇在家忐忑不安。理查德想喝醉，万一输了官司，也不至于太痛苦。他喝一瓶没感觉，再喝一瓶，跟平时不一样，不管怎么喝，人都清醒着。理查德曾跟一位朋友说，输了官司也不会跟梅尔德丽分开，顶多是带三个孩子再回首都华盛顿谋生，过五六年再去法院申诉一次。
第二天，最高法院宣判，判决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予以废止，全国16个州的类似法律同时失效。《判决书》明确指出，“婚姻自由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自由人有秩序地追求幸福必不可少的个人权利”，“是基本人权，是我们存在和生存的根基……根据《宪法》，跟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或不结婚的自由属于个人，政府无权干涉。”
接到寇恩律师的电话，理查德和梅尔德丽才安定下来。那时候，离他们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回家乡被抓捕、审判、判刑、驱逐出弗吉尼亚已经9年了。寇恩和赫奇考普在华盛顿开记者招待会，请他们参加。理查德不愿见记者，在梅尔德丽的劝说下，才答应开车前往。理查德穿着平日穿的白衬衣，敞着领口，挽着袖子；梅尔德丽换上一件蓝花白底的短袖连衣裙。他们沿着熟悉的公路往华盛顿赶，9年前他们被贝扎尔法官驱逐，沿着同一条公路逃离弗吉尼亚。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记者。理查德很拘谨，说：“我只是想回弗吉尼亚，盖栋房子，生养孩子……平生第一次，我能在弗吉尼亚搂着爱人，叫他妻子了。”梅尔德丽比理查德放松，她平静地说：“我觉得自由了。那曾经是个巨大的重负。” 短暂的记者会后，他们手牵手离开，回到家乡卡罗林县，在9年前结婚时买的地上盖了一栋房子。
梅尔德丽的两位律师对她评价很高。多年以后，赫奇考普回忆说，梅尔德丽相当聪明， 讲话不多，但写信、言谈和思维远超过她的教育水平；理查德基本不讲话，看上去像个红脖子，如果不是爱上梅尔德丽，被判刑驱离家乡，谁也不会想到，他能主动去争取民权。每个受欺凌的人在生命的某个节点，为了保护珍爱的人和追求基本的公道，都可能被迫做抗争的英雄。档案中保存的梅尔得丽给律师写的求助信，字迹工整漂亮。他们流离失所时，偶尔偷偷回老家，三个孩子还小，有时候藏在奶奶家，有时候藏在姥姥家、舅舅家。最高法院的判决卸去了弗吉尼亚法律强加给梅尔德丽的人生重负，她对ABC电视网的记者说： “我想，跟相爱的人结婚是任何人不应当干涉的权利，是上帝给的权利。”
最高法院宣判8年后的一个夜晚，理查德开车跟梅尔德丽回家。一个醉鬼开车撞上他们的车子。理查德不幸去世，终年41岁；那年，梅尔得丽36岁，一只眼睛在事故中失明。她独自在理查德盖的那栋房子里把三个孩子养大。2007年，拉翁案判决40周年，理查德去世32年，美联社记者在那栋旧房子找到梅尔德丽。她说：“我没做什么。都是上帝的工作。”被问到亡夫，她说：“他一直对我好。” 次年5月2日，梅尔得丽去世，终年68岁。三个月后，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的混血儿巴拉克·奥巴马（Barak Obama）被民主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当年11月4日的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1961年，奥巴马出生时，美国还有20多个州禁止跨种族婚恋。从1881年最高法院判决佩斯诉阿拉巴马案，到1967年最高法院判决拉翁诉弗吉尼亚案，跨种族婚恋在全国范围内从非法到合法，在最高法院走过了84年的漫长历程。
梅尔德丽生前一直跟寇恩律师夫妇保持来往，偶尔走访见面，像朋友一样。在1960年代，不是每一位弗吉尼亚律师都有勇气打这个官司。在弗吉尼亚州法院打官司和在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期间，寇恩不断接到骚扰和威胁电话。一天早晨，寇恩太太发现有人往他们的汽车油箱里灌了糖。那是传说中破坏汽车发动机的民间配方。在梅尔德丽去世前一年，寇恩接受全国公共电台（NPR）采访，说：“他们都很纯朴，对争取民权的原则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相爱，想有在弗吉尼亚作为夫妻生活的权利，不受官府干涉。我告诉理查德这个案子很可能要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时，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 2020年10月12日，寇恩去世，享年86岁。
拉翁案是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最重要案件之一，也是卡罗林县法院的里昂·贝扎尔法官一生中判的最著名的案子。贝扎尔法官去世后不到三个月，最高法院推翻了他的判决，而且在《判决书》中完整地引用了他关于全能的上帝不想让不同种族融合的阐述。那段文字已经跟最高法院的判决一起被广为传布，成了宗教偏执和人性晦暗的见证。当年在放逐中，拉翁夫妇命运的转折始于梅尔德丽写信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诉说冤屈。最高法院宣判拉翁案的第二年，1968 年6月6日，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
最高法院宣判拉翁案后，16个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州先后开始修改法律。直到2000年，阿拉巴马州《宪法》仍然保留着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结婚的条款。那年，在废除这一条款的全州公投中，近60%的选民投了赞成票。
六、真相与和解
最高法院开庭辩论拉翁案时，旁听席上有一位穿着整齐的6岁儿童，名叫大卫·辛格顿（David Singleton），他是弗吉尼亚州助理检察长麦克亚温的教子。那天早晨，小辛格顿的母亲对他说：“我们今天要去看你鲍勃叔叔在最高法院辩论；你要穿好一点。”鲍勃是罗伯特·麦克亚温的小名。小辛格顿的父母跟麦克亚温关系密切，在他受洗时，请麦克亚温做他的教父。小辛格顿的母亲找出最好的衣服，把他打扮整齐，带他准时到了最高法院。在那之前，他听鲍勃叔叔说，在法庭上他要工作，不能跟他打招呼，但会在心里打招呼。多年后，辛格顿回忆说，不记得鲍勃叔叔那天在法庭上是怎么辩论的了，只是觉得漫长枯燥。
2015年2月21日，罗伯特·麦克亚温去世，只有当地的《里士满时报》发布了简短的讣告“罗伯特·麦克亚温去世，他曾在法庭为种族案辩护，享年90岁”。 辛格顿得知教父去世，上网查看讣告，讣告下面有篇介绍麦克亚温的文章链接。打开后，辛格顿读到了他此前不知道的鲍勃叔叔的一些事迹，文中的一句评价令他感到困扰：“作为州政府律师，麦克亚温先生经常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在辛格顿儿时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鲍勃叔叔是位慈爱的长者，从未听到过他讲种族关系的事，也从未听到过他用歧视性的用词或口吻讲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他喜欢喝加冰的杰克·丹尼尔威士忌，穿格子夹克和坎肩，经常用浓重南方口音的浑厚嗓音问辛格顿：“小家伙，给我说说学校功课怎么样？” 麦克亚温一生独身，照料在事故中伤残的父母，他姑姑晚年失去生活能力，他把她接到家里居住，在经济上无私帮助一位侄女和两个侄子。虽然他多年担任州政府助理检察长，在弗吉尼亚政界人脉广泛，辞去公职后自己开业，是弗吉尼亚的名律师，但行事低调，退休时不声不响，像平日打烊一样。
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辛格顿都难以把记忆中的鲍勃叔叔跟被指责为“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种族主义检察官划等号。他前半生对拉翁案的唯一记忆是6岁时母亲带他去最高法院听鲍勃叔叔辩论。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那天鲍勃叔叔在法庭上讲了些什么。成年后，他从未听到麦克亚温说起拉翁案，他父母也从不提麦克亚温跟拉翁案的关系。看到那篇文章后，辛格顿找来最高法院辩论拉翁案的录音，听到麦克亚温在法庭上说混血儿是“跨种族婚恋的受害者，是跨种族父母的牺牲品”时，他的心被刺痛，尤其听到他尊重的鲍勃叔叔用他熟悉的浑厚嗓音说出来，比在纸上看文字，更令他痛苦，也更令他难以接受。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是，鲍勃叔叔输了官司。辛格顿试图理解麦克亚温当时的精神世界：“我尝试想像他的内心，可能觉得按上司的旨意做，让那个案子像迷航的泰坦尼克，缓缓驶向冰山。”
辛格顿是同性恋，他没有把自己的性取向告诉麦克亚温。当争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几个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时，辛格顿想问麦克亚温的看法。那时，他已进入垂暮之年，没有家人，住在养老院，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久病逝。两个月后，最高法院开庭辩论奥伯格菲尔诉郝吉斯案，代理同性恋伴侣的律师在最高法院像48年前代理拉翁夫妇的寇恩和赫奇考普律师一样，指控密西根等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跟当年寇恩和赫奇考普律师不同的是，代理同性恋伴侣的律师有了拉翁案做判例依据。跟当年的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一样，代理密西根等州政府的检察官为各州的法律辩护。他们重蹈了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当年的覆辙。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奥伯格菲尔诉郝吉斯案，主要依据拉翁案的前例，重申结婚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判决各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自此同性恋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
历史又翻过了一页。辛格顿一直在想，如果鲍勃叔叔能活到最高法院判决奥伯格菲尔案，会怎么看待同性婚姻合法化，尤其是会怎么看待他这位同性恋教子。当今的同性婚恋和过去的跨种族婚恋都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的过程。有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有人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历史按自己的节奏评判你，而不是按你自己的节奏评判你……世界旋转前行，但有人向前转，有人向后转，很多人原地打转。”
辛格顿不相信麦克亚温是向后转或原地打转的人。就当年鲍勃叔叔在拉翁案中的做法，他去问年迈的母亲。母亲告诉他：“鲍勃的工作是忠实地代表弗吉尼亚。他不觉得应该把个人意见注入工作中。在当时，代理弗吉尼亚意味着要反对跨种族婚恋。”辛格顿说：“有句古老谚语是怎么说的来着？先是被挑战，然后是激烈抵抗，最后是被当作自明真理接受。”他母亲说：“人们不愿挑战现状。大部分人会避免在社会上被孤立。当时，人们不觉得那是错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事情会发展。上帝才知道再过50年会怎样。可能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没有种族差异的世界。可能我们都变成一个种族。”辛格顿的母亲年轻时曾经为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奔走，儿子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她支持同性婚恋的权利。虽然她已经88岁高龄，但不害怕改变。“她爱所有人，正是这种爱打破了壁垒。”
最高法院判决拉翁案50周年前夕，辛格顿在《沙龙》杂志发表文章，回忆他小时候喜欢赛马，鲍勃叔叔常带他去查尔斯镇的马会。比赛前，他会根据鲍勃叔叔的预判，用零花钱押两美元赌注。有一次，鲍勃叔叔把他带到马厩，近距离看赛马的雄姿。小辛格顿看到赛马都戴着限制两侧视野的厚眼罩。他问，为什么给马戴这东西？旁边的驯马师说，它们需要视野集中，否则会分散精力。鲍勃叔叔说：“戴眼罩是为它们好，为了它们的安全。” 辛格顿看着厚实的牛皮眼罩套在马的眼睛两侧，有一匹马看上去很不情愿。他把两美元赌注押给了那匹马。鲍勃叔叔说，那可不是个好注，根据赛马报告，那匹马赢率不高。比赛结束，那匹马赢了。他们回到座位，鲍勃叔叔对辛格顿的父母说：“这孩子赢了。”讲完故事，辛格顿感慨说，有人摘去了眼罩，有人不愿摘下眼罩，也反对别人摘下眼罩。
历史、宗教、法律、传统都可以成为遮挡人们视野的眼罩。麦克亚温检察官出于政府职责为过时的法律辩护，后人评价他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但“历史充满站在错误一边的人。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都有朋友和家人，一生中都做过好事，也做过不被认可的事，远比他们在公共领域冷冰冰的失败所昭示的更复杂、更温情。” 每个人都跟国家的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发生的很多事并不令人愉快，甚至令人痛苦，刺激着人们的良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个人史。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跟过去的历史和解，没有一概而论的有效方式，也不会一劳永逸。但是，正如辛格顿所言，“第一步是面对历史真相，既包括国家的历史真相，也包括个人的历史真相。”
2004年，一位名叫肯·塔纳比（Ken Tanabe）的设计师提议将每年6月12日最高法院判决拉翁案的周年日约定为“拉翁日”，即跨种族有情人的情人节。这一天既是庆祝和纪念的日子，也是和解和面对真相的日子。
选自刘宗坤《为幸福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