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的母亲和儿子
美国有保守的一面,这没有错。但它不是一个墨守陈规的国家,而是处在不断打破陈规的进步中,就像传统保守主义者George Will说的那样,是一种“进步的保守主义”,不是停滞的保守主义。
八年前,美国有了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四年前,美国有了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今年大选,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创造历史的时刻——选出第一位女性总统。这个国家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美国的魅力所在。
往回看105年,美国妇女还没有宪法保护的选举权。1920年6月,田纳西州成为美国舆论的焦点,各方势力围绕国会通过的保证妇女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展开角力。 此前,已经有35个州的议会批准这项修正案,而要将其正式写入宪法必须至少有36个州批准。
那一年也是大选年,支持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选举权的活动家、政客、社会名流云集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促使田纳西州议会在夏天批准修正案,把妇女选举权变成宪法权利,以便全国的妇女能及时做选民登记,在十一月的大选中投票。
当时,田纳西参议院已经通过批准投票,只剩下田纳西州众议院,96名议员中,48名赞成,48名反对。 众议院投票那天,赞成的议员西装领子上别着一朵黄玫瑰,反对的议员领子上别着一朵红玫瑰。最年轻的议员Harry Burn只有24岁,他领子上别着一朵红玫瑰。但在唱票时,他喊“Aye”(赞成),取下领子上的红玫瑰,从口袋拿出一朵黄玫瑰别上。第十九修正案从此进入美国宪法,女性公民投票权成为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Harry Burn的赞成票引发众怒,暴民威胁要干掉他。州长派保镖去加强保护。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从议会的窗户爬出去,躲在议会图书馆的阁楼上。第二天,谣言四起,说Harry Burn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书面声明,说:“我相信女性公民投票是一种权利。我相信我们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批准。我知道儿子听母亲的建议永远是最保险的,我母亲希望我投赞成票。”
有政客的太太跑到Harry Burn母亲家,劝说她出面,说服儿子改投反对票。不少邻居也风言风语,嘲讽她可怜。她说:“用不着那些人可怜。我为儿子感到骄傲。”
多年后,Harry Burn的后人发现了母亲写给他的那封信。信中大部分是拉家常,只有寥寥数语提到投票:“为女性选举权投一票,别再让她们犹疑彷徨......” 在当时田纳西的政治环境中,她肯定感受到儿子的政治压力。信中专门提到Harry Burn走入政界的引路人Herschel Chandler的一个发言。
Chandler是州议会参议员,在那个发言中,他说都是些“不生孩子的低端妇女”在争取选举权,要强加到“田纳西的良家妇女头上”。他要代表那些在家摇摇蓝的孩子妈妈,不会代表那些穿低领短裙的另类妇女。上个月,媒体曝出川普选择的竞选搭档万斯贬低一些职业女性是“childless cat lady”(“不生孩子的猫女”),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田纳西反对女性投票权的Chandler。
显然,Harry Burn的母亲厌恶Chandler那个发言,但她也知道,Chandler是能影响儿子政治前途的田纳西政界大佬,投赞成票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
100多年过后,田纳西仍然被认为是个保守的州,但在历史关键时刻,它的母亲和儿子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如今,不仅田纳西政府和选民为他们骄傲,而且整个美国都在纪念那个历史性时刻。
密西西比州议会直到1984年才批准“第十九修正案”,尽管只有象征意义,总算翻过了本应在几代人之前就翻过的历史一页。我等今天在美国享有的文明秩序都是一代代先知先觉付出生命、自由、幸福的代价,经过持之以恒的勇敢促成的。 这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进程,一旦停止了,美国文明就会开始衰败。
女性获得投票权一百来年,但实际投票率近四十来年才赶上男性。 可喜的是,赶上之后一直比男性高。
美国的制度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国父设计好了,人人不逾矩,自动运转。美国独立建国248年,历次社会变革大都是通过三种渠道的交互作用而达成的:一是国会立法,二是法院判决,三是社会运动。
比如,妇女争取选举权,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运动,无数司法诉讼,最后于1920年由国会立法,各州批准,成为宪法修正案。 再比如少数族裔今天享有的民权和平权,经历了多年全国性的抗争、各种刑事和民事诉讼,最后于1964年由国会立法,成为《民权法案》。
在这个社会变革的体制中,如果去掉社会运动,很难想象只靠国会和法院,美国会有今天不同阶层、性别和种族的公民享有的平等和融合。这三种渠道缺一不可。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美国变革的道路仍然是大致畅通的,没有被左右两种极端势力堵死。
美国有保守的一面,这没有错。但它不是一个墨守陈规的国家,而是处在不断打破陈规的进步中,就像传统保守主义者George Will说的那样,是一种“进步的保守主义”,不是停滞的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