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大转移的奥秘

这三代中国人经历的财富大转移；史无前例的土地炼金术；房地产赌局的终场；看好钱包，调整好心态…

《经济学人》有篇报导，题目是《Why so many Chinese are drowning in debt？》——《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被债务淹没？》。曾几何时，中国人以勤俭节约，爱存钱著称，贷款消费，更是匪夷所思。

25年前，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为新成员，经济开始起飞。但最初几年，中国的家庭负债水平相当低。直到2006年，也就是加入世界后的第5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仍然不到11%。然而，在短短18年中，突飞猛进，一路飙升到60%以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的统计，中国家庭负债占GDP比重为63.67%，已经超过德国，接近美国，跟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等量齐观。中国的城市中产和新一代打工族，迅速习惯了贷款消费：房贷、车贷、装修贷、旅游贷、教育贷、留学贷，各种小额贷、微贷，还有更方便的信用卡贷。

中国有个“全能”政府——“全能”是加引号的。它在某些方面全能，比如说在管控社会和搞运动方面，它是全能选手，但是在另一些方面，比如说，在促进民生、保护民众利益方面，却是无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像搞运动一样，鼓励民众借贷消费。像过去70多年中的每一场运动一样，那个政府鼓励什么，什么就会泛滥成灾。

借钱是要还的。这几年，经济进入下行期，家庭还债成了问题，而且越来越突出。《经济学人》引用一家研究机构的估测，中国已经有2500万到3400万人债务违约。如果算上那些被银行允许逾期还款的人，这个数字高达6100万至8300万人，占到中国成年人口的5%到7%。更触目惊心的是，中国的债务违约人数，在短短五年内翻了一番。

房屋贷款是中国家庭贷款的大头，占到家庭贷款的65%。在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贷款买房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逆转，房贷违约迅速蔓延。去年，全国因为还不上房贷被拍卖的住宅数量，高达36.6万套。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根据中国和国外的媒体报导，银行和监管机构出于维稳考虑，为很多无法按月还贷的房主展期，允许他们逾期还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无法偿还房贷的人数，要比银行法拍房的数字高得多。

经济下行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被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些甚至被压垮。因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个人和家庭一朝负债，终身负债，一旦被债务套牢，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在房价跌跌不休的时段，这种债务“吃人”制度，正在吞噬成千上万的家庭，成了很多70后、80后、90后的噩梦——这几个年龄段的人是中国贷款买房的主力。他们也是当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

《经济学人》采访的几位陷入债务泥潭的中国人，都是在这几个年龄段。这篇报导不仅提出问题，还为中国政府指明方向，说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发达国家那种“个人破产”制度，让走投无路的负债人，能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几年前，深圳率先试点个人破产法，但推行得非常谨慎。试点了好几年，虽然有超过2700人申请，但法院受理的案件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整个深圳，整个中国，法院只受理了不到300起个人破产案。

为什么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迟迟无法出台？政府有关部门说，允许个人破产，会纵容过度消费和投机行为，引发道德风险。但阻碍个人破产法实施的真正原因，是政府要保护银行的利益。在中国，大部分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是债主，银行的主人是政府，所以，政府才是真正的债主。有十几年时间，政府像搞运动一样，鼓励借贷消费，鼓励贷款买房，现在后果出来了，政府当然不会让自家开的银行承担后果。承担后果的当然是响应号召的负债人。

《经济学人》的文章报导了这个现象。但它没有展开追溯造成今天普通中国人陷入债务泥潭的深层原因。表面上看，这是过去不到20年间出现的现象，但事实上，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过去70多年的历史中来看，它是中国整个国家财富大转移的必然结果。

财富转移，用高大上的语言讲，就是“再分配”。前面讲到，中国政府在管控社会和搞运动方面是全能选手，在转移财富方面，它也有一只全能的手。今天，我们从《经济学人》揭示的现象出发，讲一讲中国历时七十多年，跨越三代人，财富大转移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起点，是70多年前，苏联扶植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民国政府，建立了苏联式的党国。在战争年代，为了动员农民，为革命充当炮灰，它承诺掌握政权之后，实行“耕者有其田”。

1950年，党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和房屋，分配给没有地的农民。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大约三亿农民分到原本属于地主的七亿亩土地。地主作为一种身份，一个阶级，在中国彻底消失。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本来没有地的中国农民，第一次分到土地时的喜悦。但好景不长，党国通过成立互助组、合作社等手段，逐步控制农民刚刚分到的地。几年后，人民公社成立，农民，事实上跟几年前的地主一样，彻底失去了土地。上千万农民在随后到来的大饥荒中饿死。幸存者成了党国的农奴。

他们的第二代，在1970年代末分田到户以后，又开始吃饱肚子了。很多人到城市打工，有了第三代。他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在城市打工，贷款买了房。这本来是个阶层上升的美好故事。但时间到了2025年，沉重的房屋贷款、不断下跌的房价，让他们的第三代承受着，甚至比上两代人更沉重的生活压力。

从党国第一代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短暂喜悦，到第三代“居者有其债”的残酷现实，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简单讲，从这三代人命运的变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规模宏大、设计精巧、手段粗暴的“财富大转移”。这场财富大转移的主角，是土地——这个国家最古老，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它从党国攫取全国的所有土地开始，利用”土地炼金术“，置换成巨额财富，进入政府和裙带利益集团的腰包，最终转化成全民负债。

我们探讨一下这场财富大转移背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能让一方永远赢，而另一方注定永远输？当这场游戏进入终局，当输家越来越多，中国又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这场财富大转移的第一步，并非发生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而是发生在1953年。那一年，党国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被以“自愿互助”的名义，集中起来，收入了“合作社”。先是初级社，随后是高级社，土地开始归“集体”所有。到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农民手里的土地证，彻底变成了一张废纸。

党国消灭了地主阶级，把自己变成了全国唯一的地主。这一既成事实在法律层面得到最终确认，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中国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听起来好象属于所有人，但事实上又不属于任何人。“集体”必须有具体的代理人，才有意义。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集体”的代理人，或者说代表，就是党国。党国就是“集体”，“集体”就是党国。

从1949年到1982年，党国完成了从事实到法律，对全中国土地的绝对垄断，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第一次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为后面40年，党国用“土地炼金术”变现天量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垫脚石，就是党国的第一代农民。

在完成第一步，也就是对土地的绝对垄断以后，第二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迅速把垄断土地“变现”的有效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我称之为“土地炼金术”。

1982年修宪6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中国再次修改《宪法》，说“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它巧妙地绕开了“土地公有”制，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允许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上交易和流通。党国仍然是全中国的最终地主，全中国的唯一“房东”，但它可以出售土地的“租约”。大家对这种土地使用权租约不会陌生：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

1988年《宪法》为党国把垄断的土地变现，扫清了法律障碍。而真正打开土地印钞机开关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拿走了税收的大头，却把大量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修路、建学校、发工资，钱从哪里来？最诱人的答案，就是土地。

于是，“土地炼金术”应运而生，在此后近三十年，成为驱动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土地炼金术“的运作逻辑简单、粗暴：

第一步，低价征地。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根据土地的农作物产值，用极低的补偿价格，从农民这个“集体”手中征收大量土地。

第二步，变性增值。政府把征收来的农用地，改变性质，变成价值连城的“开发建设用地”。

第三步，高价出让。政府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把这些土地的使用权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

因为党国是全中国的最终地主，地方政府无非是这个最终地主的代理人，它们垄断了土地的供应，也垄断了土地的价格。

那么，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卖地，究竟赚了多少钱？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只是最近十来年，从2011年到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累计超过了70万亿元。在房地产最火热的2021年，土地出让金一年收入就达到8.7万亿元。在很多城市，土地财政收入一度占到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50%以上，有些城市甚至超过100%。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土地炼金术“。回顾这场历时七十多年的土地财富变迁，我们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历经三代人完成的“财富大转移”。

第一代，他们在土改中短暂地拥有了土地，又在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中失去了土地。党国利用他们，完成了土地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二代，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政府征地的对象，拿到极低的补偿，成了城市化的垫脚石。党国利用他们启动“土地炼金术“，走出把垄断土地变现的第一步。

第三代，就是从70后到90后这一代，成为这场财富转移的最终买单者。开发商从政府手中高价拿地，最终都以高昂房价的形式，转嫁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贷款，买下一套下面的土地只有70年使用权的房子。

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的研究数据，2022年中国商品房的价格中，土地成本加各项税费，占到63.4%。也就是说，一套售价500万元的房子，有317万元进了党国腰包。党国的土地收入成了购房者的负债。

这就是党国通过“土地炼金术”实现“财富大转移”的全景。本来属于国民的土地财富，被粗暴地、巧妙地转移到了政府和裙带利益集团的钱包中，利用房贷变成整整一代人的巨额负债。这代人的房贷负债规模有多大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4年末，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是37.68万亿元。

前面提供的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只是最近十几年就超过了70万亿元。那么，这笔超过70万亿的巨额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

有一部分，变成了今天看得见的成就：宽阔的马路、宏伟的机场、林立的摩天大楼。这是“土地财政”最光鲜、最值得称道的一面。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笔财富的再分配。巨额资金，缺乏有效监督，最终大量流入了跟权力捆绑的利益集团的腰包。围绕征地、拆迁、土地规划、工程招标、房产开发和银行贷款，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权力在这个链条中，设租寻租，把公共财富转化为部门利益和个人私产。

这场财富大转移为什么能如此顺利地完成？简单说，答案就在于中国特有的攫取财富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的核心，就是党国拥有的无限权力——无限权力意味着，无限攫取财富的能力。

我们打个比方。在这个名叫“中国”的巨大赌场中，党国是唯一的庄家，它既参与赌局，也制定赌规。它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剥夺了地主的土地，也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不但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消灭了农民阶级，把所有农村人口全都变成农奴。它把自己变成全中国唯一的终极地主。然后，它制订《宪法》，确立党国对土地的绝对垄断——这是这场赌局最根本的、不容挑战的规则。

党国控制了赌场的全部资源，垄断了土地的供给，想什么时候卖、卖多少、卖多贵，完全由它说了算。国民相当于赌客，没有选择，没有议价能力。党国也是赌场裁判。所有法律、法规和政策，都由他说了算。而且，它还可以随时修改游戏规则，随时添加筹码，随时减少筹码。一旦赌局对自己不利，它可以限供、限购、限贷，朝令夕改。

在这样的赌局中，赌客的命运在进入赌场那一刻就注定了——一个字，就是输。在这样一个国家，国民作为整体，永远是输家。他们的人生重大决策——在哪里居住、子女在哪里上学、能否获得体面的医疗、能否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都跟这场房地产赌局深度绑定。为了进入这座赌场，买套成家立业的房子，他们押上三代人的积蓄和未来30年的收入。他们看似在投资自己的未来，实际上是在为庄家的财富大转移买单。

讲到这里，问一个问题：这种一方必定赢，一方必定输的赌局，能永远玩下去么？从历史上看，这类赌局玩到某个节点，就玩不下去了。庄家永远赢，输家越来越多。当人们意识到，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跑赢那个永远在收割自己的庄家时，“躺平”、“摆烂”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已经输无可输，又不愿躺平、摆烂，他们会选择掀桌子。

这正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土地财政这台印钞机熄火，“土地炼金术”破产，千千万万背负巨债的“赌客”发现他们的最大“筹码”——房子，正在贬值，这场党国永远赢的赌局就玩不下去了。

这两年，外界已经频繁看到“掀桌子”的早期迹象。从房贷“断供潮”，到此起彼伏的“烂尾楼“维权抗议，从无奈“躺平”到”最后一代“的愤懑，都是这代人用行动表达的不满和绝望。

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经济大幅增长，技术也不断现代化，但在制度上，仍然是个前现代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宪政民主的现代秩序，还有大致公平的游戏规则；权力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国民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仍然没有实际的法律保障。财产仍然是权力的附属品。这十几年，整个国家离法治越来越远，权力越来越绝对，越来越武断颟顸。

面对这场财富大转移导致的危机，政府的应对方式，不是改变“庄家通吃”的模式，而是试图“救市”。所谓“救市”，无非是拯救这场已经破产的赌局，让“土地炼金术”能继续玩下去。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危机能够转化成改善的契机。相反，它更可能导向固有模式的“加强版”：党国以更强硬的控制、更粗暴的干预，来维持这场赌局的运转。这或许能避免短期的崩溃，但它只会让游戏规则变得更加扭曲，让国民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让国民手中的财富份额变得越来越小。

这场历时70多年，跨越三代人的财富大转移正在进入终局。加入世贸后的快速经济增长，曾经像一块光鲜的遮羞布，遮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弊病和制度性罪恶。如今，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问题浮出水面，但解决问题的结构改良和制度变革道路，却被堵得死死的。

希望这场毫无人性的赌局，不会以暴力“掀桌子”的激烈方式收场。目前为止，它好象正在以一种非暴力的、隐忍的方式走向终结——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离场、躺平，越来越多的国民陷入“我们注定会输”的集体宿命感。这是这场国民连输三代的财富大转移的终局氛围。

至于终局的最后一幕，怎么收场？普通人只能看好自己的钱包，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时间中，静观其变。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是一种不失智慧的人生。

(选自徒步的骑手频道第75期节目文字版《财富大转移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