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前，中文世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常听到有人说，美国不能待了，要走。川普选上总统的时候，听有些人这么说。几年前，拜登选上总统的时候，也听有些人这么说。高市早苗当日本首相以后，好象这种现象又传到了日本的中国人社区。
这么说的，几乎都是从中国出来的第一代移民，有些还不是移民，就是些拿学生签证的在校生，也有拿工作签证的打工仔。他们也没说要去哪里，只是说要离开美国，离开日本。
说归说，在现实中，好像能合法待下去，又有体面工作的，没见有几个离开的。看实际行动，他们人生中唯一主动离开过的国家，只有中国。如果他们言行一致，真离开美国，离开日本，能去的地方，八成也只有中国——转了一圈又回去了，就像那位已故著名诗人的儿子一样。
人要对自己诚实一点——绝大部分说要离开美国、离开日本的中国人，并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国的能力——他们选择来美国生活，来日本生活，当然是觉得美国、日本比中国好，但能不能呆下去，并不是他们说了算，而是取决于美国政府、取决于日本政府，也取决于他们自己在美国、在日本的谋生能力。
对自己诚实一点，这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品性。对自己不诚实，就是自欺，加上中国文人自怨自哀的表演型人格，结果就是，奇葩现象层出不穷。像那位诗人的儿子，先是跑到欧洲，抨击中国没有自由。然后，再跑回中国，抨击西方没有自由。
这跟自由不自由没什么关系，就是表演型人格爆棚。跑到西方抨击中国，再跑回中国抨击西方，都是为了满足那种表演型人格的需求，因为这样才能把自己插到聚光灯下面。缺少独立人格，又不甘平庸，聚光灯就是一切。
一些小有名气的中国人，可能在中国是个人才，至少周围有圈年轻人簇拥着，但到了美国，什么也不是，要从零开始，因为这里人才太多，全球人才都往这里聚。有人受不了这种虚荣感落差，像以前的甘阳老师，来美国念学位，却觉得自己是思想大师。结果连学位也拿不到，学术门槛都进不了，只好回中国去当大师，忽悠保守主义，继续逗弄中国青年。
这些年，从中国出来的不少人是甘老师这种心态，待在美国不受待见，但是他们又没有甘老师的名气，回国也不受待见。其实，都是些没有什么天份的普通人。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虚荣心，对自己诚实一点，像个正常人一样，脚踏实地地生活呢？
说起正常人，不得不说一下李泽厚先生。李先生也是在六四以后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生活。不管是论学术成就，还是论名气，他都比甘阳老师高出几个数量级。但他来美国之后，不装模作样，不假装大师，更不乞求施舍，而是从头做起，凭专业能力谋生，教书写作。退休以后，在落基山下度过晚年。
几年前，听到李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十多年前，我曾经把自己的一本小书寄给他。很意外的是，竟收到他的回信。信中都是夸奖和鼓励的话。他也寄来自己的著作《哲学纲要》，书中夹着一张明信片，说“投桃报李，谨奉拙作”。那是2011年末的事了。
李先生对他的同辈学者有不少批评，但对我这个学术不入门的后生却不吝美言，让我感动。
有一年夏天，我开车去科罗拉多，顺道去李先生家拜访。那时候，他还很健康。虽然已经80多岁，但思路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在他家里，看到他沙发边的茶几上放着我那本小书，心里感到意外，又忐忑不安。不管那是他老人家有心还是无意，它所体现出来的长者风范，都足以令我学习一生。
李先生是智者，不是学匠。至今仍然记得他评论中国那些左派的话：哪是什么新左，分明都是老左！
李先生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两个地方。一是他在八十年代初就讲，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很多必然性的东西是理论家的虚构；二是他强调革命理论跟革命实践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跟苏联不是一回事，跟中国更不是一回事，卢梭跟法国革命也不是一回事。在八十年代有这种认知的中文学者不多。
六四以后，我在北大上学，上面通知下来，让我们写文章批判李泽厚。同学当中，观点不一样，专业方向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但都知道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拖着不写，上面催了两次，还是没人写，也就放弃了。那年月，北大上上下下还多少有点自尊，多少有点非之心和羞恶之心。
后来，听说别的学校有人写。连是谁，我们都懒得问，反正是些不要脸的玩意儿。
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倡“告别革命”，引起很多误解。他肯定不是说“告别美国革命”意义上的那种革命，而是说，要告别那种中国式的革命，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砸烂秩序的那种革命。他老人家看得清楚，那类革命除了不择手段破坏秩序，什么也不会，他们不但砸烂不合理秩序，而且也砸烂合理秩序。破坏秩序是流氓无产者的第二本能。
到美国后，李先生曾讲“吃饭哲学”，有些青年才俊嘲笑他庸俗，觉得自己比他高明。但三十多年过后，再回头看，那些嘲笑他的才俊，不只是信奉吃饭哲学，而且吃相也不咋地。在洞察人生世事、待人接物、活得更像人方面，他们连给李先生提鞋都不配。
李先生在政治上不激进，但他头脑中也没有守旧的辫子。100多年前，北大曾经有个英国文学教授，叫辜鸿铭。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跟风割辫子，但他继续留辫子，被进步人士嘲笑。他不为所动，说割脑袋后面的辫子容易，割脑袋里面的辫子难。当今中国人脑瓜后面早就没了辫子，但很多人脑瓜里面还留着根辫子——不但留着辫子，而且缠着裹脚布。
以前我说过，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很多嘴上挂着民主标语口号的，头脑里都藏着个小胡锡进，一到关键时刻，就露出来。现在看，那种说法是高估他们了。经过最近一系列折腾，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很多嘴上挂着民主的，头脑里都藏着个小牢A。
当年辜鸿铭说，中国人割脑壳后面的辫子容易，但脑壳里面的辫子却割不掉。到现在也没割掉。
最近听赵鼎新老师的一个访谈，很受启发。他有个听起来政治不正确的观察。在访谈中，他说美国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跟苏联向全世界推广共产革命一样，大都以失败告终。这听着政治不正确，却是现实。现实不会按政治正确的逻辑运转，现实按照现实的逻辑运转。
